【案：琰以彖辭、爻辭盡出於文王，博引衆(zhòng)說以明之，與正義不同】。

彖辭者，乾元亨利貞之類是也。爻辭者，初九潛龍勿用之類是也。皆文王之所作也。占法六爻，不變則以彖辭為占，變則以爻辭為占。謂文王止作彖辭，不作爻辭，不明占法者之謬論也。

伏羲，上古作易之聖人也。始畫八卦，因而重之為六十四，有其畫無其辭也。文王，中古作易之聖人也。彖辭、爻辭，蓋皆文王之所作也。易之畫，乃伏羲之畫也。易之彖辭、爻辭，乃文王之辭也。伏羲作六十四卦之畫，文王作六十四卦之辭，并三百八十四爻之辭，故皆謂之作。

太史公曰：文王囚而演易。魏文帝典論云：西伯幽而演易。演易者，既作卦辭，又作爻辭，以敷衍易中之大義也。魏伯陽參同契云：文王帝之宗，循而演爻辭。蓋明言文王敷衍六爻之辭也。

【案：循而，一本作結體，似指作彖辭言，於義為更長】。

六十四卦之畫實出於伏羲，捨伏羲而指文王者何也？不熟讀大禹謨故爾。六十四卦之辭與三百八十四爻之辭實出於文王，捨文王而指周公者何也？不熟讀繫辭傳故爾。愚謂鄭玄之說是已，馬融、陸績之說非也。何以見之？蓋易中稱王皆是泛言，非指文王，亦非指太王，李隆山嘗辯之矣。箕子乃是其子，後人因彖傳稱箕子，遂於爻辭其子之其加竹作箕，馮厚齋嘗辯之矣。東鄰西鄰亦是泛言，即非指紂與文王，季西溪嘗辯之矣。李隆山解升之六四曰：此一爻之辭，其事頗類太王，若文王作爻辭，則不應自言。或者以爻辭非文王語，然而易中王用之辭非一，如王用三驅、王用出征、王用享于帝吉之類，皆泛言之，未嘗指名其人，以諸爻之辭證之可見也。如此則爻辭之作，不必避就明夷與升卦數(shù)爻之辭，以為非文王之語，而鑿空臆度指為周公也。

馮厚齋曰：解明夷之六五曰：箕，蜀才本作，其後以彖贊有箕子之文，遂加竹作箕。

李西溪曰：先儒說易，遇西字盡指為文王，如西山、西鄰、西郊皆曰文王事，至西南得朋亦曰文王事，此皆言易之弊，初何關於文王？如謂東鄰不如西鄰，為紂不如文王，若果有此義，豈聖人所謂明哲保身之道哉？愚謂兌正西之卦，隨言西山，上卦兌也；小畜、小過言西郊，互兌也；坤言西南，坤之本方也；既濟言西鄰，坎鄰於西也。易中取象，必因其畫，畫有此象，乃有此辭。後之說者，往往捨六畫之象而專求之辭，未免牽合附會而為之說，是以其說多不通也。

又曰：先儒言周公作爻辭者，以爻辭中有王用亨于西山、王用亨于岐山為文王亨王業(yè)事，故不敢謂文王自言，遂以為周公作。予謂文王事商之心，天地鬼神實臨之，豈容有享王業(yè)于岐西之意？若以為周公作，尤不可。夫子去文王五百歲，尚能明文王之心，曰：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。周之德，其可謂至德也已矣。周公為子而不明其父之心，以為文王有享王業(yè)之意，尚得為逹考也哉？王用亨于西山，自是隨卦之王，王用亨于岐山，自是升卦之王，何關文王？若必以王為文王，則王用三驅，王假有家，亦文王耶？愚謂西溪之說固是矣，而猶未詳也。蓋古者亨、享、烹皆作亨字，亨于岐山、西山，皆是祭享之享。或者不知此義，乃以升隨所稱之王為太王。文王亨王業(yè)之事，旣謂升隨之王為太王、文王，遂謂爻辭非文王作，其失在乎以祭享之享，誤認為亨通之亨也。

李隆山曰：自司馬遷、班固以下，止言文王演易，而班固論之尤詳。固於《藝文志》曰：文王作上下篇，未嘗言及周公。

又曰：人更三聖，世歷三古。而韋昭謂三聖即伏羲、文王、孔子，孟康謂三古即伏羲、文王、孔子之時，亦未嘗言及周公。或者徒以爻辭有王用亨于岐山，乃文王事，若爻辭為文王作，則不當自言，而不知遷于岐山之下，自太王始，何獨文王？況易中王用之辭非一，如王用三驅、王用出征之類，皆泛言之，安可遽指為文王也？若謂周公文王之子，或從文王之後潤色爻辭，則不可知，而直謂文王作卦辭、周公作爻辭，則不可也。文王演易，卦辭止論大槩，其憂患之危辭，則盡見於諸爻，演易而不作爻辭，無是理也。繫辭論聖人作易，卦爻皆並言之，文王演易，豈容有卦辭而無爻辭？自馬融而下，以意度之，謂為周公所作，絶不經見，無所考信。至孔頴逹獨引春秋左氏傳韓宣子適魯，見易象與魯春秋，始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，而以為周公作爻辭之證。若以韓宣子之言為證，則謂周公作象辭方可，而況韓宣子之意，初止謂文王、周公以易與春秋之道行之於身，用之於世，而又能遺法以為典禮傳國之基本，元非為周公作易象而言也。

易更三聖，韋昭謂伏犧、文王、孔子是已，蓋於周公無與焉。孔頴逹輩以韋昭不數(shù)周公，乃強為之說曰：只言三聖，不數(shù)周公者，以父統(tǒng)子業(yè)故也。愚謂伏犧、文王、孔子之外，又添一周公，則為四聖矣。以三為四，豈理也哉？陳臯曰：韓宣子適魯，見春秋之法，故美周公之德；見易象，故知周之所以王。所見各別，所美又殊，安可并而釋之，以為周公作爻辭乎？易象自是易象，爻辭自是爻辭。

愚按：左氏傳云：韓宣子適魯，見易象與魯春秋，曰：周禮盡在魯矣。吾乃今知周公之德，與周之所以王。讀易者皆指此為周公作爻辭之證。夫宣子所見，乃易卦六畫之象，非六爻之辭也。必欲以此為證，則不特可謂周公作爻辭，謂周公作春秋亦可也。

吳環(huán)溪曰：易之興也，當文王與紂之事耶？是故其辭危。此言文王繋爻辭也，昭然矣。至明夷之五，乃曰箕子之明夷，利貞，則箕子之貞乃見於商亡之後，非文王之所得言，則又不可謂文王也。上非文王，下非孔子，居其中而謂之聖人，乃足以當之，則舍周公其誰哉？宜先儒以為周公繋爻辭也。然謂周公繋爻辭於文王旣歿之後，則商已亡，周已興，其辭安矣，不可謂危。管、蔡流言，雖足為憂患，是乃周公之事，安得謂文王與紂之事？若謂危者指彖辭而言，則彖辭多者不過數(shù)句，少者三四字而止，總六十四卦，繫彖之辭不過六百四十字，其畧如此，何以曰繫辭焉以盡其言哉？是故謂文王則疑於爻，謂周公則疑於繫辭，所以未免於疑也。然謂箕子明夷非文王之言則可，以一語可疑而轉為周公則不可。若為文王一事不安，遂轉為周公，使周公一事不安，又將若之何？且孔子固謂文王與紂之事，而我乃易之以周公、管、蔡，於理未安也。況箕子之明夷，漢儒亦為荄滋之明夷，則與莧陸夬夬、困于葛藟同義，安知先儒不以彖辭有箕子以之之言，遂從而遷就之也？愚謂先儒以爻辭非文王作，其意不專在升、隨所稱之王，只因箕子之明夷一事不安耳。吳氏所謂荄滋之說，蓋將以證箕子之非也。然荄滋二字，乃趙賓之謬論，劉向、班固皆嘗非之矣。不若馮厚齋證以蜀本所謂其子為甚善，而足以破千古學者之惑，蓋又與孔子彖傳箕子以之之說並行而不相悖也。

崔憬曰：文王作卦爻之辭。鄭少梅大易象數(shù)圖云：文王所繋卦爻之辭，唯日與斗，孔子遂論及月。鄭少梅蓋祖崔憬之說。然則崔憬與鄭少梅亦以爻辭為文王之辭也。

張南軒曰：咸六爻未嘗言心，文王於四言思。然則南軒蓋以爻辭為文王之辭也明矣。

朱子曰：爻辭周公作，是先儒從來恁地說，且只得依他。蓋其中有說文王，不應是文王自說也。愚謂世俗相承孔氏正義之說，千人一律，雖朱子亦不免疑易中泛言之王，以為文王也。故其本義亦以乾初九潛龍勿用為周公之辭。然又曰：文王時世變不好，古來不曾有底事都有了。他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，所以說出那卦辭，如箕子之明夷，如入于左腹；獲明夷之心，于出門庭。此若不是經歷，如何說得？審如是，則朱子蓋亦以爻辭為文王之辭也，抑明矣。

讀易舉要卷三

<經部,易類,讀易舉要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