季本，字明德，山陰人。正德丁丑(1517年)進士，官至長沙府知府。易學著作有《易學四同》八卷、《易學四同別錄》四卷。

　　《易學四同別錄》前二卷就朱熹《周易本義》九圖、蔡元定《纂圖指要》四圖、胡一桂《周易啟蒙翼傳》十余圖及何孟春《易疑》“龍馬真象”等圖辨其是非，又自作《六十四卦圓圖》、《焦延壽卦氣直日圖》等圖以闡述己意。是書可謂自朱熹《易學啟蒙》、《周易本義》問世之后迄干明代中葉，第一本系統辯證其易圖之易圖學著作。在易圖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應當予以足夠的重祝。

　　《易學四同別錄》分“圖文余辯”二卷、“蓍法別傳”二卷。“圖文余辯”內篇以《周易本義》卷首九圖為主并附增衍圖而辯是非，多有近正之論。如，辨《伏羲八卦方位圖》曰：“乾一、兌二、離三、震四、巽五、坎六、艮七、坤八之數，亦后人所次，皆非大義所系也”；辨《伏羲八卦次序圖》曰：“太極者，至極之理，而在陰陽之中，舍陰陽不可以見太極，此即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之意也。故言太極者，黨自陰陽中求之。若以太極別立于陰陽之先，而次第生兩儀、四象、八卦如圖所列，則似別有一太極者，幾乎分本末為兩段事矣。……但左右易位，必非伏羲之手筆，且伏羲之意安知不主圓圖，而以震一、離二、兌三、乾四為序乎？蓋圓圖之序，天地自然之運也，此圖則但可以加一倍之法立對待之體，而明易中陰陽互相交易之理，然伏羲畫卦之旨則圓圖盡之，意此圖必后之談數學者所為”；辨《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》曰：“今按重卦者，伏羲于一卦之上又加一卦也，如蒙之險而止、豫之順以動也，貞為卦之體，悔為卦之用，故內卦一定而不可易，外卦則隨寓變通者也”，“八卦之上重加八卦為六十四卦，皆伏羲時所有，而其名亦自伏羲命之。……非至文王而始加也，既有重卦，則必有名，否則所值之卦，指為何物以教民耶？但此圖則未必伏羲所畫也”；辨《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》曰：“方圖則后人數

　　學之別傳也……此豈伏羲之宗旨哉！故知此圖皆后人所為也”；辨《文王八卦次序圖》曰：“文王當亦未有此圖”，“邵子以此為文王八卦入用之位、后天之學，謂后天八卦之用在此，非以此為后天八卦也。文王之用本與伏羲合一，豈得于伏羲卦外別立一義哉？此圖亦后人所為，故世無傳焉，而諸家皆無此圖，惟《本義》以之列于九圖耳”；辨《文王八卦方位圖》曰：“文王時本無此圖，亦無此名`……后天之序，不過舉一以見其余，而義亦無他說矣，何必為圖以列一定之位哉”。季氏因邵雍《先天圖》六十四卦圓圖之卦氣流行而主其序數為“震一、離二、兌三、乾四、巽五、坎六、艮七、坤八”之說(按：邵雍有“逆數之，震一、離兌二、乾三、巽四、坎艮五、坤六”之說?是本“圓者數之，起一而積六”說而發)，并以此說而自作《六十四卦圓圖》，曰：“此圖八貞卦惟以震一、離二、兌三、乾四、巽五、坎六、艮七、坤八為序，悔卦之加，序因貞卦可也，何必別為乾一、兌二、離三、震四、巽五、坎六`艮七、坤八之序，而陽左陰右逆順異施哉？”此亦為有見于邵雍就六十四卦圓圖說“逆知四時之謂也”之義。又就胡一桂所列《文王十二月卦氣圖》，辨曰：“此圖以子起一月，丑為二月，即周正之序也，但文王時未有周正”，其辨亦為有見。“圖文余辯”外篇就周敦頤《太極圖》(朱熹改造之圖)辨曰：“太極之一白圈，雖不若陰陽兩體之備，善觀者當能默識。惟于陰陽中加圈，則贅矣”，又曰：“此圖或如景迂所言，而未必希夷之所傳歟？潘清逸志周子墓，言先生作《太極圖易說》，則太極別為一圖，非周子所作，而《易說》則周子說此圖也。是周子之意亦以太極圖為義未盡善矣，特以出于師傅，不欲顯言其非，而作此說以見意耳，于圖蓋有光焉。其間所言皆易理，可以見其為《易說》之證矣”。就蔡元定所列《經世衍易圖》、《經世天地四象圖》、《經世天地始終之數圖》(出邵伯溫)、《經世律呂聲音變化圖》，辨曰：“蓋氣化往來自然消長，有非人力所能為者，萬物所以有不同也，惟于而察其機焉，則人之所以異干物，而圣人之所以異于人者，有以超乎氣數之外也，邵子之學當于此求之”。季氏就胡一桂所列諸圖辨之尤力，辨《卦氣直日圖》時以自作之《焦延壽卦氣直日圖》與之相比較，曰：“舊謂此圖之傳出于焦氏，今以其卦與焦異而別之”，又辨胡一桂引朱熹“易卦之位，震東、離南、兌西、坎北者為一說，十二辟卦分屬十二辰者為一說，及焦延壽為卦氣直日之法乃合二說而一之”說之非，曰：“朱子此論卦序與公卿大夫侯辟之配，大抵京房卦氣圖也，特以房之學出于焦延壽，故相傳以為焦法耳”，謂焦氏《易林》“其變一以文王六十四卦而次第之”，而“以公卿大夫侯歷十二辰而為四十八卦，以合辟卦十二共六十卦，此真臆見，何一毫之關大義乎？”辨《納甲圖》(按：是圖坎東離西，與胡氏不同)曰：“納甲之圖有似先天八卦，但漢時先天之圖未出，不聞有離在卯中、坎在酉中之說”，又曰：“納甲卦皆以乾坤為父母，而六子對峙，陽卦納陽干陽支，陰卦納陰干陰支，而皆逆行，故乾起甲子，則坤當乙丑，舊法誤以坤起乙未，今改正”。辨胡氏所列司馬光《潛虛》諸圖曰：“溫公忠誠勛業，百世仰焉，留心《太玄》三十年，而晚猶不悟雄學之非，以為心學在是，則足以滋學者之惑耳，故附論焉”；此外，所辨《梅花易數》一書“意其為元末之書”，尤為有見。曰：“梅花數從上起卦，據數論爻，略不及陰陽消長之幾、進退存亡之道，與邵子所精加一倍之學大異，而宋元間名儒皆未之及，意其為元未之書，已詳辯于《說理會編》卷十五矣。”

　　然而季氏所辨易圖之是非，亦有未審處。如辨《河圖》、《洛書》，雖謂朱熹不當“取義于以圖畫卦，以書敘疇”，但仍曰：“河圖者，陰陽推行之正，洛書者，陰陽混合之中，會而為一，則正在中，分而為二，則中在正，其理未嘗不同，雖名河圖為洛書、洛書為河圖，亦何害耶？”、“至于圣人之則河圖、洛書，本為伏羲興神物以教民卜筮而發”，至謂“劉牧謂圖書皆出于伏羲之世，本亦有理”云云。所謂圣人“興神物以教民卜筮”，言之成理，已發“圣人以此神道設教”之意，然而其篤信“河出圖，洛出書”古有其事，亦是囿于“圣人之言”限制，今天看來則是出于封建迷信，不可謂之為至論。又辨《邵子卦氣直日圖》曰：“然去乾坤坎離四正卦，而專以六十卦周一歲之日，則固焦延壽一卦直六日七分之法也。但焦延壽以后天之卦為序，故去坎離震兌，康節則以先天之卦為序，去乾坤離坎，各以其意取義耳”，此則不審所謂“邵雍卦氣直日圖”本是張行成仿《李溉卦氣圖》“以后天之體為之”之《氣候圖》，并非邵雍本圖。

　　季氏于《河圖》、《洛書》之后列先見于趙撝謙《六書本義》之《天地自然河圖》(見下圖)，辨曰：“此圖必非出于陳摶、穆修之派，然其陰陽消長各得其中理，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之圖相合，以之畫卦，法象顯然，據此圖所列卦位可見矣。此圖必山林有道之士，依仿古河圖附而為之者，其徒自秘，至陳伯敷而始有傳耳。若謂蔡元定得之，而朱子亦莫之見，則元定于朱子無書不相講明，豈有秘而不與之言哉！至謂龍馬所負即此圖，則自神其說亦太過矣。蓋五十有五之數備見于《系辭傳》中，將指為何物乎？且十為河圖，先儒已有定論，不可以后人偶合之圖遂以為古之真象也”，此淪極有見地，然所謂“以之畫卦，法象顯然”之說，則是不審此圖由朱震所列《納甲圖》或楊甲所列《伏羲八卦圖》(皆為初爻起于外之圖)演變而來之易圖學發展事實，恰恰是本未倒置之說。其于《伏羲八卦方位圖》后曰：“此圖卦畫，本前天地自然河圖。但前圖自其生長之勢而取象，故其畫起于外，此圖自其存主之中而取象，故其畫起于內。然前圖之外即此圖之內，而此圖之內即古河圖一、二、三、四之未出于外者也”，季氏所謂之“古河圖”即當時流行之十數“旋毛河圖”，謂《天地自然河圖》本出于“古河圖”，是季氏辯證之失。既然已經看出八卦初爻起內與起外之差別，以楊甲所列初爻起于外之《伏羲八卦圖》演繹之，即可得到此圖。對于此圖之由來，明宋濂曰：“新安羅端良(羅愿字端良)作陰陽相含之象，就其中八分之以為八卦，謂之河圖”(引自胡渭《易圖明辨》)。實際上是羅

　　愿在宋林至“太極三變”之圖的基礎上，先以初爻起于外之《伏羲八卦圖》演變而得“天地自然河圖”，又反過來自神其圖，而謂八卦由此圖所出，羅愿實是一個欺世盜名之徒。

　　季氏又列本出楊孟春《易疑》之“龍馬真象”圖(見下圖)，曰：“此圖加圈，必因太極圖陽動陰靜之中有小圈而為之也”，“圖內之圈，以太極言也”。此亦是不審此圖本由胡一桂《文王十二月卦氣圖》及韓邦奇“維天之命”、“圣人之心”二圖演變而來的事實。以十二辟卦初爻起于外之黑白點圖即可演繹而得此圖。

　　季本“易學四同”之名，乃是反朱熹“各是各底易”之說而來，認為伏羲、文王、周公、孔子四圣人之易本同一心。又其發揮楊簡《楊氏易傳》以闡述“心學之宗”，亦是反對朱熹“楊敬仲文字可毀”之說，而有逆行之意。今觀其辨《周易本義》卷首九圖及學本朱熹之胡一桂《周易啟蒙翼傳》易圖，亦多有言之成理處，多發前人之未發。至于辨有未審之處，一則是因封建思想之禁錮，如相信“河出圖，洛出書”古有其事等，亦不可多加責難；一則是雖自謂當于“康節精于數學”以求之，然其對邵雍“先天之學”猶有求之未得處，如謂“凡四圖皆自邵子始傳”云云，則是不知邵雍惟有《先天圖》一圖和“乾坤縱而六子橫”、“震兌橫而六卦縱”之圖說，并無大小二橫圖及所謂“邵子卦氣直日圖”。

　　《易學四同別錄》后二卷，“占辯”中有就朱熹《易學啟蒙》“明蓍策”、“考變占”二篇進行辯證之文字，余之“占例”、“占戒”、“占斷”等，則是本“易本卜筮之書”而述，其中所列出于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二十二例實有參考價值。

　　四庫館臣將季本易學著作列為存目之書，蓋因其書中多有辯證朱子《周易本義》易圖之內容。今《續修四庫全書》采而著錄之，讀后令人知曉：明代中葉即有季本者，不以朱熹易圖為然，而其辯證多有近正處。是書為人們研究易圖學、了解易圖學發展史的一部難得之作，采而錄之可謂一大功勞。